当丈母娘逼你买房......

中国人素来颇看重家庭观念，无论是“修身齐家”的立世之道，还是儒家思想影响家国同构关照下的忠孝节义观，无不是以家庭结构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而“家”作为中外文学创作的经典母题，一直以来长盛不衰。

刚刚过去的周末，热播剧《我的真朋友》迎来了大结局。

《我的真朋友》以单元剧形式展开，以上海为背景，以“爱与家”房产中介公司中的一对欢喜搭档程真真与邵芃橙为中心，围绕不同客户与房子之间展开了各种故事。

▲《我的真朋友》剧照 。

剧集的主题之一，显然是房子与家的各种纠葛。顾名思义，“房子”指称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而“家”则更多地关涉情感联系。自然，我们常常听到对房价高企的感慨，这感慨背后，正是对于“房子”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存在的不满。我们想让“房子”更多地成为“家”，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感情的场所，而非只是一个空间。

从这部热播剧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房子问题、家庭问题，更是背后所牵涉出的婚恋观念、育儿观念以及爱，如何才能让“房子”变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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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如何成为“家”？

《我的真朋友》中，不少剧情设置极富典型性，恰恰映射出了现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严重的“中产焦虑”和儿童成长危机等问题。剧中的一对杨姓夫妇为了将自己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艾文培养成神童，不仅全方位安排和填满了儿子的学习生活，更不惜大额举债，只为购得重点学校周边的学区房。而儿子艾文却在父母的过高期待和严苛要求下患上了焦虑症，开始出现情绪易怒、暴力等倾向。

在剧中，耐心劝诫父母多关注儿子成长的程真真和邵芃橙，被孩子父亲指称为“儿子，别让这些社会底层人的话干扰到你。”言词间颇有几分来自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但讽刺的是，中产阶级的“虚荣”似乎很难长久，一回到家里，杨太太就开始抱怨丈夫收入有限，房子首付还差很多。而孩子的焦虑症正源自于父母的重度焦虑，也生动展现了陷于职场与家庭之间左支右绌的城市中产不堪重负的真实心理状态。

▲《我的真朋友》剧照。

而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也许重要的并不是“学区房”，而是来自“家”的温暖与陪伴。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父母的关注与参与，不可替代的日常相处才是作为“家”的题中应有之意。“爱与家”的公司命名，即已直露地表明了这家房产中介公司的野心与追求，而全剧正是以“爱”之名，且是以最平凡、最日常、最普通的爱的各种形态，使得我们居住的“房子”不再只是“房子”，而召唤出了“家”的属性。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言及：

“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

而相较于外部公共空间而言，内部世界即指向更为个人化、私密化的家庭空间。若在此一意涵上加以审视，“房子”也就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建筑空间的概念，而成为了勾连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单元，更直接关涉着有关阶层分化、代际婚恋观、中国人的幸福感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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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子”到“家”：“爱的哲学”是最关键的情感经验?

词典中对于“房子”的原初界定，指称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物。在空间概念上“房子”自然比“家”之概念涵盖更广，不仅仅是家庭空间，一切包括医院、学校等在内的社会公共空间在物理意义上都可被称为“房子”。但由于“房子”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存在，使得作为人类固定居存空间的“房子”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建立日常相处，从而被延展出了“家”的意涵，“房子”在这一维度上，也常常作为“家”的隐喻而存在。

当我们言及“家”时，所想到的大多不会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构筑的空间范畴，而更多是一种有温度的超实体的精神象征与情感联结。也许在“家”的另一头，连接的是童年的老屋、父亲的背影、母亲的唠叨以及爷爷与黄狗。

一定程度上，“家”承载和见证着我们的回忆、情感与个人经验，所体现的正是“房子”精神文化层面的属性。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将“家宅”视作灵魂的城堡，而其中可能正安放着我们的无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房子”这个看似苍白的能指包孕着连通“家”这一所指的无数情感经验的丰富可能性。

中国人素来颇看重家庭观念，无论是“修身齐家”的立世之道，还是儒家思想影响家国同构关照下的忠孝节义观，无不是以家庭结构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而“家”作为中外文学创作的经典母题，一直以来长盛不衰。

不管是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家族叙事，还是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家”之书写的热衷，都各有侧重地呈现了“家”所承载的情感经验与文化意义之丰。

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战时创作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都是以“家”为主轴铺展开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自己的房间》中曾扬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种对于“自己的房间”的诉求，正是女性力图追寻独立自主、自我主导的生活方式的个性宣言。

五四时期，被塑造成女性解放的旗帜与象征的娜拉，她甩门而出、离“家”出走的行为模式，构成和影响了一代人的选择。娜拉式离“家”出走，成为反抗意识萌生的新女性跨出旧家庭的第一步，然而出走之后路在何方，这既是五四时代女性的共同焦虑与现实难题，对于重新回到“家”中，或在父亲的“家”门与丈夫的“家”门之间徘徊、或重新离“家”而在路上的当代女性而言，似乎也同样有待于审视与解决。

而切实实践了伍尔夫这一心声的是张爱玲，只不过属于张爱玲的自己的房间，是上海的公寓，其以文为生的谋生方式确乎成就了她的经济独立。在上海的公寓里谛听着上海的市声与嘈杂的张爱玲，其笔下精心营构的有关客厅、卧室、餐厅、浴室等的家庭空间书写意象与场景，或隐或现地投射着欲望书写、隐秘的情感表达等意涵。

而其中，对于房子中“阳台”的书写则是张爱玲的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关联着其从“高楼的后阳台望出去，城市成了荒野”（《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荒凉美学。在她感叹乱世，并预感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时，其实早已敏锐地表达出了对城市化进程中房子成为景观，人成为符号这一城市荒原现象与心理感受的洞悉。

▲《我的真朋友》剧照。

而《我的真朋友》则敏锐把触到了情感缺失下的都市荒原现象。尽管同是聚焦于房产中介行业，但不同于日剧《卖房子的女人》以销售女王为中心敷衍开普通人的日常悲喜，《我的真朋友》则更倾向于通过所谓爱的哲学，实现将“房子”转化为有爱的“家”的努力。

“房子”的情感属性在这部剧中得到了最大凸显，但是“爱”何以落地，似乎才是问题背后的深层指向，而这正关涉着有关房子与中国人幸福感的问题。

丈母娘经济学和学区房的现实需求，使得无数中国家庭因为“房子”而轮番上演着各种离合悲喜，其中不乏狗血。因“房子”而引发的家庭闹剧、婚恋矛盾甚至因之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屡见不鲜。剧中上海丈母娘不愿将女儿嫁给外地农村出身的码农，于是女儿女婿善意隐瞒“租房”事实、伪造房产证却意外被拆穿，导致丈母娘勃然大怒。但分毫不让、坚守“原则”的丈母娘最终在女儿的软磨硬泡、女婿赌天誓人爱的保证和中介公司员工的热心干预中，终于含泪首肯，一场由“房子”引起的闹剧似乎获得了皆大欢喜的收场。

但问题依然存在，现实中的“房子”困境并不会如此轻松服膺于爱的哲学。这无疑是在对我们进行灵魂逼问，“有了房子，我才能过好这一生吗？”

“房子”与幸福感挂钩，这一婚恋逻辑如何冲击情感？

这一问题同时也连带触及有关代际婚恋观、女性职场、中国式“房子”哲学等诸多问题。剧中有一处一家六口纠结购房的情节设置，两家父母都拿出了自己平生积蓄，却只够付一套一室一厅房子的首付，这诚然展露了中国式婚姻关系所受经济成本的负累之重，更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购房消费与个人生存与幸福指数间的联动。

一家六口，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只能在上海购置一室一厅的房子，但又不甘心于有限的空间，痛惜于无法实现与孩子同住的愿景。这种置房的惆怅正显示出“房子”对于现代都市生存模式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的宽裕与紧张，更彰显出了房屋需求与情感结构间的对立与参差。

最后，解决这一僵局的是中介公司提出的依靠空间几何重建和部位拉伸理念的室内装修方案。这一策略当然极具现实针对性，一定程度上也昭示出小户型设计理念革命的到来与势在必行。

但亲情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间的矛盾龃龉在“房子”问题上所呈现的张力，也暴露出了在中产焦虑之外，年轻一代适婚青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房地产市场、家庭情感需求、个人经济危机与精神困顿合力作用下的压抑。

在“房子”与幸福感挂钩的当下中国式婚恋逻辑中，买房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都市情感的试炼与冲击，自几年前的热播剧《蜗居》《裸婚时代》起，“房子”以及由“房子”衍生出的一系列新词热词无不提示着我们意识和思考被“房子”所裹挟的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

“房奴”、“房贷”、“蜗居”、“蚁族”、“胶囊公寓”诸如此类，层出不穷，似乎只有拥有了“房子”，才能获得某种接地气的安定感、满足感与落地的幸福感。

▲《裸婚时代》剧照。

而《我的真朋友》剧中围绕男二井然求婚买房的情节，延展开的是有关现代女性生活方式与婚恋观的思考。井然事业有成、是颇有国际知名度的室内设计师，但是在对程真真的生活方式选择上，则难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痕迹。井然与其母亲对于“家”的想象和程真真对于“家”的期待存在着很大分歧。

井氏母子的家庭观显见的带有传统家庭模式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守旧因子，井然对于女友的期待，是希冀其回归家庭，多多陪伴自己和母亲。而大学毕业后坚持在上海闯荡的程真真则有自己明确的职场规划，她并不愿放弃工作而成为对方人生的附丽。井然母亲还声称要让程真真去上“淑女养成班”，对其言行举止评头论足，一定程度上也不乏物化女性之嫌。

最终程真真与井然分道扬镳，而与邵芃橙修成正果，则正指向了异性相处中对于对方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的理解、尊重与支持的重要性。井然和邵芃橙情感观念的分歧在他们各自对于“房子”的不同指认上也形成了某种隐喻关系。

井然希望通过购买别墅作为婚房，提供给母亲和爱人最好的呵护，这种想法当然有其合理性甚至颇具人情味，对于追求家庭之安稳的女性而言无疑颇具吸引力；而邵芃橙则一直致力于对青年公寓的打造与推进。

这其中所蕴含的，“没有钱也可以有尊严”的“房子”哲学，也许更能唤起初入社会，又渴望被现代都市所接纳的青年群体的强烈认同感。而对于都市女性来说，“出走”之后路在何方，重新回到“家”中，或在父亲的“家”门与丈夫的“家”门之间徘徊、或重新离“家”在路上，当代女性的选择同样有待于审视与解决，但服膺于简单的房子与幸福感挂钩的婚恋逻辑，显然并非一劳永逸的答案。